海南古代文献所述土著族群辨析

　　摘 要：当前学术界有关海南古代历史的研究，存在把海南汉唐间出现的土著人群都当作黎族先民，把宋代以后文献中的“黎”都当作黎族的简单化和泛化倾向。事实上，先秦时期迁居海南的人群，除了黎族先民之外，还有临高语族群祖先等。讨论海南古代土著人群的历史，要把所有人考虑在内。汉唐史书所述海南汉代土著居民并非主要指黎族先民，而应主要指临高语族群祖先。宋代方志所说的海南以织棉布为业者并非黎族妇女，而应是临高语族群妇女。宋代苏轼、李光所记载的黎人也多指临高语族群。明清时期临高语族群仍被当作黎族。因此，研究者在使用相关史料时，要谨慎地加以辨别。

　　关键词：海南;古代文献;黎族;临高语族

　　海南古代历史的研究，在几代学者传承接力下，取得长足进展，相关论著迭出。然而，在一些论著中，涉及海南古代土著族群时，有简单化和泛化的倾向，即把海南汉唐间出现的土著人都当作黎族先民，把宋代以后文献中出现的“黎”全部当作黎族。事实上，先秦时期迁居海南的人群除黎族先民外，还有春秋战国时迁徙而来的临高语族群祖先，不可将他们混作一谈。为使海南古代史研究更加深入和科学，有必要对此加以辨析，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汉唐史书所载海南土著人群主要指临高语族群先民

　　海南孤悬海外，汉唐间记载当地土著居民生产生活情况的史料较少，其中常被引用的是《汉书》《后汉书》《唐大和上东征传》等史料。

　　(一)《汉书》记载情况辨析

　　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洲，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紵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

　　这是正史中有关海南古代土著居民的最早记载，过去不少人把此处的“民”当作黎族先民。但是，深入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此处的“民”并非主要指黎族先民，而主要指临高语族群祖先。理由如下。

　　第一，这里的“民”，应是支撑汉代儋耳、珠崖设郡的编户齐民，他们受政府管理，承担若干贡赋。我们从《后汉书》的记载可印证此事：汉武帝时期“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可见当时被蔑称为“蛮”的土著居民已承担政府贡赋，他们只是不堪奴役才被迫起来反抗。

　　汉代时，黎族先民还处于氏族公社时期，尚未编户和纳入政府管理。到宋代时他们仍基本不供赋役。宋人范成大记载：“生黎质直犷悍，不受欺触，不服王化。”宋人周去非亦云：“内为生黎，去州县远，不供赋役。”宋代“生黎”是后来黎族的祖先。

　　临高语族群祖先在春秋战国前后开始移居海南北部，原先住在那里的黎族先民则逐渐迁入五指山区。汉代儋耳、珠崖郡核心统治区域都在岛北，刚好在历史上临高语族群的聚居区。支撑汉代建立郡县的主体人群应该是临高语族群。

　　第二，“男子耕农”“女子桑蚕织绩”，说明当时居民已经是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男子在农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农业和手工业水平都较高，社会分工明显。这种生产方式显然超越了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而且已经确立父权家长制，过渡到阶级社会。反观黎族汉代先民的发展水平，大部分人在公元前后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尚未进入阶级社会。北宋担任琼管体量安抚使的朱初平报告：“自来黎峒田土，各峒通同占据，共耕分收。”这种土地公有、共耕分收的情况，说明宋代黎族仍是原始社会家族共耕的生产方式，多在山上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

　　临高语族群祖先比黎族先民较晚从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大陆持续迁徙而来，他们具有与大陆相当的发展水平也就不足为奇。

　　第三，“女子桑蚕织绩”，当时已种桑养蚕、女子善于织布。黎族不懂种桑养蚕。清代黎族风俗图明确指出：“黎地不产棉绒，不谙蚕桑。”1942年，日本人尾高邦雄对原乐东县重合盆地(今属昌江县)黎族的调查结果依然显示：“养蚕虽然在汉族地区比较普遍，但在调查地区，笔者却未能看到养蚕者。”

　　临高语族群却一直善于种桑养蚕织绸，这一传统至明清时仍得以保持。正德《琼台志》卷十一记载临高语族群聚居地临高、琼山、澄迈、儋州等地夏税都要交数量不等的桑丝本色。康熙《临高县志》卷二《民俗》记载：“妇女业蚕桑，习纺绩”;卷二《乡都》又载：“田畴错壤，桑麻蓊蔚……一妇纺织，年终得缣可至三匹。所谓临高丝者，其货可居也。”

　　第四，“民有五畜”，唐朝训诂学家颜师古对此注解为“牛、羊、豕、鸡、犬”。羊在黎族早期的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据说黎族养羊是在近代从汉族地区传入。“羊”的发音，汉语海南话读作[jo2]，汉语儋州话读作[yuong2]，黎语读作[yeengl]，临高语读作[tuaŋ2]。很明显，黎语“羊”的发音与汉语接近，这从一侧面反映黎族原来没有羊这种动物，近代从汉人那里传入后，就借用汉语方言的叫法，故发音与海南话或儋州话类似。而临高语“羊”的发音自成一音，没有受到汉语影响，可见他们养羊已有很长历史。

　　第五，“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这里的兵器“刀”，没有像“木弓弩”“竹矢”“骨镞”那样特别注明材质，显然不是指石器。如果指石刀，那是很落后的情况，作者一定会对它特别注明。因此，这里的“刀”应指时人熟悉的金属刀。

　　黎族先民在汉代时处于氏族社会时期，他们所使用的工具和兵器是木器和石器。直到近代，其金属工具仍都购自外人。民国时期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指出：“黎族既不懂炼铁的方法，也没有锻造师，所以无论是铁的犁头或镰刀的刀刃，都要从汉族商人那里购买。”《黎族简史》也说：“根据目前考古方面掌握的资料，在黎族地区尚未发现有青铜生产工具出土，而且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黎族仍然不懂得冶炼金属，甚至在神话故事传说中，也找不到这方面的痕迹。”

　　临高语族群在汉代以前就已经能够制造金属工具。《黎族简史》特别指出：“在海南岛北部沿海地区的儋州、临高、澄迈一带，大约在金石并用时期或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当地除了黎族的祖先之外，可能还有其他民族的先民在那里居住。”这些古代居民就是临高语族群。他们很早就“金石并用”了，其聚居区出土数量不少的汉代青铜器，也可证明他们当时已懂得金属冶炼技术。

　　这里还提到“木弓弩”。黎族到宋代时仍只用弓，不用弩。周去非说：“诸瑶皆以弩为长技，唯海南黎人以弓为长技。”在实地调查中，人们发现黎族是从海南苗族学来木弩，今天黎语仍称木弩为“苗弩”。而苗族约在明代才迁入海南岛。可见“弩”并非黎族原有。而南方壮、瑶、苗诸族都善弩，临高语族群与壮族同源，也应善弩。

　　第六，“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的“贯头装”，并非黎族独有，南方很多少数民族都有。晋人郭义恭《广志》载：“黑僰濮，在永昌西南……其衣服，妇人以一幅布为裙，或以贯头。”晋代永昌郡在今云南保山一带。西南地区的南平僚，到唐代还是这样打扮，《旧唐书》卷197《南蛮西南蛮传》载：“妇人横布两幅，穿中而贯其首，名为通裙。”《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传》记述骆越人“以布贯头而著之”。骆越人也是临高语族群的先民，临高语族群穿贯头服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后汉书》记载情况辨析

　　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幸子豹合率善人还复破之，自领郡事，讨击余党，连年乃平。人们常用此史料说明黎族先民的反抗斗争精神，此史料也说明西汉时黎族先民纺织业已经很发达，棉纺织绣技术和扎染、缬染技术领先于中原地区，承担着向封建王朝岁贡的任务，等等。但深入分析此材料，我们仍可发现它应主要指临高语族群祖先。

　　首先，前已述及，这些人已承担贡赋。从他们能够攻占郡城杀死太守来看，势力较强，人数不会太少，孙豹需要多年才能平定叛乱也是一个证明。孙豹平叛所依靠的力量，除了小部分汉族之外，还有不少“率善人”。所谓“率善”，就是带头从善之意，“率善人”是较早归附汉朝政府的一批土著。汉魏政府对率众归顺的四夷首领常授予率善校尉、率善佰长等官职。“率善”是汉晋时期的习惯用语，要放在当时的语境下来解读。《三国志》卷30《倭人传》有“率善校尉”“率善中郎将”等官职，《晋书》卷57《马隆传》有“率善戎”称号。由此可见，当时归顺政府的人数较多，部分人因不堪奴役才起来反叛。如前述，支撑汉代建立郡县的是临高语族群祖先，这些承担贡赋的归附者也应指他们。黎族汉代先民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绝大多数未归附，也就无从承担贡赋。

　　其次，从引发叛乱的贡品“广幅布”也可看出它并非黎族先民生产。所谓“广幅布”，就是布幅比当时普通的“二尺二寸”宽。那究竟多宽呢?我们可从《后汉书》的记载找到答案：哀牢人“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汉代一尺约23厘米，幅广五尺约115厘米，是普通布幅50厘米的两倍多，广幅布之称当之无愧。宋人赵汝适谈到海南阔幅布“幅有阔至五、六尺者”，与广幅布幅广五尺记载基本一致。黎族的传统织机是由几根木片棍棒组成的腰织机，一人操作，十分简陋。腰织机织成的布，布幅约35厘米，甚至达不到汉代普通布幅50厘米的标准，只能称窄幅布。

　　最后，古代临高语族群也有儋耳习俗。儋耳是耳挂较重饰物，使得耳朵下垂，即此材料所说的“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汉代就因为此习俗而把郡名命作“儋耳”。不少人把海南古代具有儋耳习俗的居民统统当作黎族先民，值得商榷。

　　事实上，南方古代民族很多都有儋耳习俗，并非黎族独有。《后汉书》载：“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 佤族、布朗族、景颇族、基诺族先民也都有此习俗。

　　作为海南土著居民的临高语族群祖先，存在儋耳习俗不足为奇。东汉明帝时，“儋耳慕义贡献。其夷诡异，生则镂其颊皮，连耳匡分为数支，状如鸡肠，累累下垂。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此处“慕义贡献”的儋耳人当然是指临高语族群，因汉元帝弃珠崖导致海南与大陆联系中断了，至此时，由于临高语族群主动进贡，双方的联系得以恢复。在清末传教士香便文的记载中，我们还能发现临高语族群耳戴大圆环的儋耳习俗遗存：“(临高)妇女们戴特别的耳环，有很大的铜钩，形状像U形钉，还有的像大圆环，长长的尖头伸出来，翘在耳垂上。”由于临高语族群的儋耳习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消失了，而黎族因为受外界影响小，直到近代仍保留儋耳习俗，这才使得人们误以为海南的儋耳习俗是黎族特有。

　　(三)《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情况辨析

　　748年，高僧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但因台风飘流到海南。《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到达崖州(州治在今海口琼山区东南)，见到当地“十月作田，正月收粟;养蚕八度，收稻再度。男着木笠，女着布絮。人皆雕蹄凿齿，绣面鼻饮”。过去不少人把这段记载当成黎族先民的风俗，但事实并非如此。

　　当时崖州居民已种桑养蚕，而黎族先民不懂这项手艺。当地百姓有“雕蹄凿齿，绣面鼻饮”的习俗，其中的“雕蹄”即“雕题”，与“绣面”同是文身之意，当时的临高语族群和黎族先民都有文身习俗。但“凿齿”“鼻饮”是临高语族群及其先民骆越人、俚人的习俗，黎族没有这种习俗。而且，当地上层及部分百姓信仰佛教，待鉴真一行甚为虔诚。而黎族的信仰以祖先崇拜为主，并掺杂原始巫术和自然崇拜，他们没有信仰佛教的记录。此外，当时的崖州州治在今琼山区，至今仍是临高语族群聚居区。

　　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可以推断以上汉唐史籍所载内容，应是叙述比黎族先民生产力水平更先进的临高语族群祖先。

　　二、宋代方志所说的海南以织棉布为业者并非黎族妇女

　　《舆地纪胜》《诸蕃志》《方舆胜览》等志书多次谈到海南各地妇女“止织吉贝”“以织贝为业”。如《舆地纪胜》卷126叙述万安军(约今万宁、陵水，明代称万州)风俗：“此邦与黎蛋杂居，其俗质野而畏法，不喜为盗。牛羊被野，无敢冒认。居多茅竹，瓦屋绝少。妇媪以织贝为业，不事文绣。”同书卷127讲到吉阳军(约今三亚、乐东，明代称崖州)风俗：“吉阳地狭民稀，气候不正，春常苦旱，涉夏方雨。樵牧渔猎，与黎獠错杂，出入必持弓矢。妇女不事蚕桑，止织吉贝。”类似表述在《诸蕃志》《方舆胜览》中也有。“吉贝”是梵文栽培棉花的汉译词。

　　不少人一见到这些记载，就把它与黎族妇女联系起来，用来说明黎族妇女善织棉布。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首先，宋代黎族妇女无法“止织吉贝”，以“织贝为业”。据宋人朱初平所述，当时黎族的社会发展水平，大体与建国初期五指山区残存的“合亩制”类似。从建国初期的调查看，“合亩制”地区黎族妇女需要参加拔秧、插秧、除草、割禾、下山栏稻种等农业生产劳动，制陶也是她们的专门工作，纺织工作则只在农闲时进行。

　　方志所说的“织贝为业”，是指棉纺织以销售获利为目的，以手工业为生。赵汝适特别指出海南土产“惟槟榔、吉贝独盛，泉商兴贩，大率仰此”。可见，棉布是当时海南一项重要的出口商品。

　　宋代黎族妇女用纺锤纺纱，用腰织机织布，织布速度很慢，效率低下，且所织布基本是自用，不大可能形成商品生产。我们从建国初期的调查可推知这一情形：“由于纺织不能脱离农业生产独立进行，所以效率很低。据调查，织1块吊襜需要10天，1块头巾10天，1件无袖男子上衣40天，1件女上衣45天左右，1条无花纹的 甬1个月，1条有花纹的 甬50天，1条麻被(长12尺，宽8尺)需要1年左右。纺织品一般是自用，极少用于交换。”对白沙县红星乡番响村的调查也发现，“由于纺织工具落后，一个妇女织一条裙子，从采集原料到成品，至少要花几个月的时间，有的甚至半年”，“其生产目的，除个别特殊情况外，都只限于自用，极少有作为商品而出卖”。很显然，市场上销售的棉布，基本不是出自她们，也就谈不上靠织布为生了。

　　其次，从方志所引资料的来源及叙述方式，也可以看出“止织吉贝”所指并非黎族妇女，而是平民妇女。

　　《舆地纪胜》《诸蕃志》《方舆胜览》诸书作者都没到过海南，他们对海南风俗的记载都是引用历代海南志书，如《舆地纪胜》就大量引用《琼管志》的记载，《方舆胜览》也大量引用《郡志》(即《琼管志》)。不仅如此，后来的正德《琼台志》也大量引用宋代方志。

　　海南方志对于当地平民风俗与黎族风俗是分开表述的，一般先谈各州军县编户齐民的风俗，然后再专篇谈黎族风俗。我们从引用海南方志较多的《诸蕃志》“海南”篇的叙事方式，就可发现这一点。它先谈海南概况，接着叙述州治琼州、昌化军、吉阳军、万安军等四州军百姓风俗，最后介绍位于中部山区黎族的风俗。

　　尽管宋代海南方志基本遗失，我们看不到全貌，但可在大量引用宋代方志的《琼台志》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琼台志》卷七谈到海南风俗时，专门提到“黎俗，见《黎情》门”，该书卷二十二、二十三的《黎情》就是专门讲述黎族相关情况，非常可惜这两卷散失了。万历《琼州府志》谈及琼州府风俗时，表达方式与《琼台志》一样，也专门将黎俗分开：“黎俗，见《黎情》。”

　　因此，《琼台志》卷七所述风俗应是编户齐民的风俗，如琼山“民性纯朴，俗敦礼义”;澄迈“子弟多嗜学，女工专务纺绵绩麻”;临高“读书善俗，大概与澄迈同”;儋州及昌化“民性简直，俗尚礼义……多艺吉贝，织布被”;崖州“士多业儒，科第不乏”。“俗敦礼义”“子弟多嗜学”“士多业儒，科第不乏”都不适合介绍当时黎族的风俗。这里所说的“专务纺绵”“多艺吉贝”者也不应指黎族。

　　《舆地纪胜》《诸蕃志》《方舆胜览》所引海南各地“以织贝为业”的风俗，全部为《琼台志》卷七所引，都是指平民习俗。例如《琼台志》卷七记“万州”风俗：“此邦与黎蛋杂居，其俗质野而畏法，不喜为盗。牛羊蔽野，无敢冒认。妇媪以织贝为业，不事文绣。”这些内容与《舆地纪胜》卷126所述万安军风俗，除个别字眼外都一样，也与《诸蕃志》《方舆胜览》所讲万安军风俗基本相同。《琼台志》卷七记“崖州”风俗：“气候不正，春常苦旱，涉夏方雨。樵牧渔猎与黎獠错杂，出入必持弓矢。妇女不事蚕桑，止织吉贝。”这些内容与《舆地纪胜》卷127、《方舆胜览》卷43的吉阳军风俗记载一样，与《诸蕃志》所谈吉阳军风俗也基本相同。

　　经过上述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宋代方志中所说的“止织吉贝”“织贝为业”者，应该都是指已经编户的平民妇女。

　　由于宋代时汉族移民尚不多，黎族妇女则一直未把纺织当作职业，因此，宋代方志所讲的以织棉布为职业者应主要是临高语族群妇女。临高语族群自汉代起就是编户齐民的主力。宋代万安军、吉阳军之地，是隋唐俚人首领冼夫人及其后裔的势力范围。隋代临振县(唐称振州，辖地相当于宋代吉阳军)是冼夫人汤沐邑，其后代冯崇债是唐代振州掌握实权者，冯若芳是唐代万州(辖地相当于宋代万安军)大首领。临高语族群正是骆越一支后裔与俚人融合而成，宋代这些地方有较多临高语族群可以理解。明代临高语族群聚居区的临高、澄迈妇女仍“专务纺绵绩麻”、儋州妇女“多艺吉贝”，也可证明临高语族群一直擅长棉纺织。

　　三、宋代苏轼、李光所记载的黎人多指临高语族群

　　北宋苏轼被贬海南昌化军(儋州)，写下不少有关黎人的诗文。此前，不少论著都将苏轼笔下的黎人当作真正的黎族。但仔细分析，我们仍会发现，与苏轼交往的黎人应是被称为“熟黎”的临高语族群。

　　首先，苏轼作为贬官，其活动地域受到限制，主要在儋州城附近活动，他所接触的自然也是这些地方的人。

　　从汉代至宋代，海南郡(州)县的编户齐民主要是临高语族群，另有一小部分汉人及汉化黎族。值得一提的是从梁朝到唐朝间，儋州是冼夫人及其后裔所领导的俚人的重要势力范围，“儋耳归附(冼夫人)者千余峒”。苏轼居儋期间，曾作诗歌咏冼夫人的丰功伟绩：“冯冼古烈妇，翁媪国于兹。策勋梁武后，开府隋文时……”融合俚人而成的临高语族群一直生活在海南北部沿海广大地区，至今儋州仍有不少临高语族群分布。

　　从汉至唐，临高语族群持续迁徙海南，黎族先民则不断向中部山地退守。至迟在宋代，就已形成黎族居住中部山地、临高语族群和汉族等居住沿海平原和丘陵的分布格局。不少宋代史料都说明这一点。范成大说：“蛮去省地远，不供赋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供赋役者名熟黎。”周去非也说：“内为生黎，去州县远，不供赋役;外为熟黎，耕省地，供赋役，而各以所迩隶于四军州。”黎族由“生黎”演变而来。临高语族群等初步汉化人群则被称为“熟黎”。政府如需与“生黎”联络，一般通过“熟黎”作为中介进行。

　　苏轼生活在临高语族群聚居区内，自然是与他们打交道。当时的临高语族群尚未完全汉化，且保留着独特的临高语，苏轼沿用习惯称呼，也把他们笼统地称为“黎”。

　　其次，从苏轼诗文反映出来的黎人习俗也可以辨别他们主要是临高语族群。

　　元符二年(1099)腊月，苏轼作诗《纵笔三首》，其三写道：“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这里的东家是指苏轼东邻黎人家，他们有祭灶习俗。苏轼估算他们祭灶后会请他吃祭祀用过的“膰”(熟肉)，请他喝酒，可以饱餐一顿了。

　　真正的黎族没有祭灶习俗，而临高语族群盛行祀灶神。万历《儋州志》记载，儋州百姓腊月二十四日，“以竹枝扫屋尘，换炉灰，夜具酒果，送灶君朝帝”。康熙《临高县志》也记载当地腊月祭灶风俗：“除夕取竹帚扫尘埃、炉灶灰，祀灶讫，以所扫尘及炉灰掷之郊野，一路祝曰‘穷出富入’，谓之‘送穷’。”建国后有关临高人的民族识别调查也显示他们“信仰多神，尤其是崇拜祖先和灶神等等”。

　　元符二年，苏轼写作《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一：“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苏轼喝得半醒半醉，找不到回家路了，他去问黎人朋友，朋友告诉他，你顺着地上的牛屎迹，就能找到您在牛栏西边的家。这里的黎人也应指临高语族群，他们与苏轼毗邻而居。

　　宋代真正的黎族没有牛栏，他们的牛是在山林中放养。民国和建国初期对黎族一些地方的调查所见仍是这样：“黎族过去普遍对牛、猪、羊等牲畜采取野牧的方法，没有牛栏、猪圈等设备”;“水牛和黄牛终年野牧在山上牧场。既不特别派人去看管，也不让它佩戴小铃，仅仅每月到山去看一次”;“牛一般都是野放”，“对黄牛的饲养，常年都是野放在山林中，只有要宰的时候，才从山上找回它，有些还要用枪击后抬回来”。当然，清代以后，黎族个别地方也有牛栏，但“这种牛栏，新开田村是用粗大木头做的四方栅，这可能是模仿临近客家人和临高人的方法”。

　　而临高语族群一直设有牛栏，“临高人的房屋多分为三间，中间为堂屋(即厅)，后上方存放祖宗灵牌。左右两侧为卧房(有的地区一间为卧房，一间做厨房和牛栏)”。史图博也说：“(那婆村)全部都是临高人……有用圆木围起来的矩形的小水牛栏。”

　　此外，黎子云等人文化水平都比较高，可以与苏轼谈诗论对，黎子云还被称为儋州乡贤。这些文化素质是当时真正的黎族所不具备的，直到清末，黎族读书识字懂汉语者仍很少。而被称为“熟黎”的宋代临高语族群“半能汉语，十百为群，变服入州县墟市，人莫辨焉”，他们说汉语，穿汉服，受汉文化影响已较大，一般人难以分辨。北宋临高语族群与苏轼交流的语言，应该是苏轼所操的官话。1957年，著名语言学家黄家教在临高县调查时，还发现“临高的知识分子有一套只用来读汉字而不能作为交际工具的语音系统，当地人管它做‘苏东坡话’”，当地民间传说认为这种语言是苏轼等先贤带到临高而流传下来。儋州也有苏轼带来“东坡话”的说法。这种语言未必是苏轼带来，当地一些读书人在苏轼来到海南之前就已经学习了当时的官方语言，大家用通用语言交流不存在障碍。

　　元符二年元宵节夜，苏轼“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时，看到“民夷杂糅，屠沽纷然”，宰杀牲畜卖肉和卖酒的人到处都是。如此浓厚的商业氛围是当时黎族所不具备的。黎族村寨中没有墟市，实行以物易物的原始贸易。苏过就说：“黎人处不毛之地，盐酪、谷帛、斤斧、器用，悉资之华人，特以沉香、吉贝易之耳。” 20世纪初在海南的传教士还发现“黎人没有墟市。偶尔有10到40个黎人结成一帮，走几天的路去赶汉人的集”。因此，这里所谓的“夷”也应指临高语族群。

　　南宋李光被贬昌化军，曾写下《儋耳庙碑》，为了解宋代儋州的民俗提供了宝贵资料。碑文中的“妇人不曳罗绮，不施粉黛，女子自少小惟缉吉贝为生”，不少学者也将这里的女子当作黎族妇女。但从碑文中的其他内容来看，我们仍可判断这些女子为临高语族群妇女。前已论及，以纺织棉布为生的不可能是黎族妇女。碑文还提到这些人崇拜冼夫人，虔诚祭拜冼夫人的是临高语族群。当地百姓在中原士人影响下“家知教子，士风浸盛，应举终场者凡三百人”，读书应举成风不适用于讲宋代黎族风俗，黎族至清末仍达不到如此水平。“男子多坐食于内，而妇人经营于外”，这是临高语族群“男逸女劳”风俗。明代万历《儋州志》仍记载当地“妇女负贩，俗有古风”。这种风俗，至现代仍在临高语族群中存在。宋代黎族没有这样的风俗，妇女极少外出，也没有商品经济意识。

　　四、明清时期的文献记载仍把临高语族群当作黎族

　　明代《海槎余录》载：

　　黎村贸易处，近城则曰市场，在乡曰墟场，又曰集场。每三日早晚二次，会集物货，四境妇女担负接踵于路，男子则不出也。其地殷实之家，畜妻多至四五辈，每日与物本令出门贸易，俟回收息，或五分三分不等，获利多者为好妾，异待之，此黎风獠俗之难变也。

　　“四境妇女担负接踵于路，男子则不出”是临高语族群“男逸女劳”风俗，甚者还有蓄妻妾经营获利的浓厚商品经济意识。这些都不是指黎族，但仍有不少人将其当作黎族史料来解释问题。

　　清末传教士根据海南传统说法，仍把临高语族群称作“黎”。1881年，冶基善进入海南传教，他按照当地汉人习惯，把说临高语的人叫“临高黎”。1882年，香便文考察海南时也把临高语称为“黎语”：“这个县讲黎方言的特殊人群数量是最多的，占村民的绝大多数，他们所讲的土话常常被称为临高方言。在临高县和澄迈县以外，很少遇到这样的人。”1892年，英国外交官庄延龄调查了海口市石山镇的方言，也把说临高语东部方言的人说成“琼山黎”。石山镇至今仍是临高语族群分布区。

　　五、结语

　　海南古代土著居民，除黎族先民外，还有临高语族群等人。我们在讨论相关问题时要把所有人都考虑在内，不可将汉唐间的土著居民都简单地视为黎族先民。其实，1982年版《黎族简史》就已提出：“在海南岛北部沿海地区的儋州、临高、澄迈一带，大约在金石并用时期或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当地除了黎族的祖先之外，可能还有其他民族的先民在那里居住。”很可惜，它未引起人们注意。因此，我们在使用海南汉唐史料时要做好甄别工作。如果基础性的史料解读出现差错，不仅对黎族的研究会出现偏差，而且影响对其他人群的研究。

　　自有黎族族称以来，汉文献就把海南的非汉族群统统视为“黎”，并且根据他们是否受政府管辖、承担赋役和距离州县治远近等标准，把他们分为“生黎”“熟黎”。他们虽都被称为“黎”，但族源、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和文化等有诸多差异。“生黎”是今天黎族的祖先。“熟黎”的组成则较为复杂，有黎化汉族、汉化黎族、临高语族群等，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临高语族群。一直到现代，临高语族群仍被称为“黎”。我们在使用宋代以后的史料时，应谨慎辨别其中“黎”的具体涵义，不可不加分辨地视其为黎族。

　　原载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全文注释请参阅纸质版期刊)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