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一夫：保护典籍 传承文明

　　■ 宋一夫

　　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海南的古籍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价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深入挖掘海南古籍的历史与当代价值，不仅是对文化传承的坚守，更是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践行。

　　《更路簿》内页。宋国强/摄

　　海南古籍的历史与当代价值

　　海南的古籍保护工作始于2009年。全省古籍普查涉及14家古籍收藏单位及个人，共普查登记约2240部古籍，内容涵盖经、史、子、集、丛(含新学)五大部类，版本以汉文刻本为主，类型包括刻本、稿本、抄本、活字本、套印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目前，已有3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分别是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朱子校昌黎先生集传》一卷(明徐氏东雅堂刻本，编号05348);海南省民族博物馆藏《广大益会玉篇》三十卷、《玉篇广韵指南》一卷(明弘治十七年，黄氏集义书堂刻本，编号12478);海南省民族博物馆藏《诗法》十卷(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复古斋刻本，有乐嗣炳跋，编号12871)。这些古籍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是海南珍贵的文化遗产。

　　海南珍贵的古籍之中，《更路簿》尤为值得一提。2016年7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有关争议》白皮书。白皮书第一章以独立段落对海南渔民代代相传的《更路簿》进行了深入阐释并指出：明清时期形成的《更路簿》，是中国渔民往来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和南海诸岛之间的航海指南，以多种版本的手抄本流传并沿用至今。它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的生活和生产开发活动，还记载了中国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中国是最早发现、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并且最早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并进行管辖的国家。《更路簿》正是这一论断的关键历史证据之一。《国际海洋法》明确规定，对于某一岛屿，谁先发现、先命名，该岛屿就归属于哪个国家。中国在南海诸岛的发现与命名均早于其他国家，完全符合国际海洋法规定。在此过程中，《更路簿》发挥了重要的证明作用，这无疑是海南古籍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

　　在海南历史长河中，有两位举足轻重的文化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一位是苏东坡，另一位是海瑞。

　　在苏东坡古籍整理领域，我国投入了大量人力。林冠群先生的《新编东坡海外集》《东坡海外集今译》，郑行顺先生点校的《苏文忠公海外集》，高智笺注的《苏轼海外集笺注》等成果不断涌现。在展览方面，海南省图书馆成绩斐然，举办了“馆藏苏东坡古籍暨珍贵文献展”，展出《宋大家苏文忠公文抄》明刻本、《中华再造善本》中影印宋元东坡古籍以及影印《东坡禅喜集》朱墨套印本等珍贵古籍，对弘扬东坡文化和扩大其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海南还成立了东坡文化研究和传播中心及书协会，东坡文化研究与传播工作成效显著，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应持续加大东坡文化传播力度。

　　海瑞是海口琼山籍的明代著名清官，初入仕途时，因不肯向长官行跪拜礼，获“笔架博士”的雅号。在朝廷任职期间，他历任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宝丞、两京左右通政、右佥都御史等职，虽身居高位，却始终坚守清正廉洁的操守，不阿谀奉承、不畏强权，甚至敢于直言批评皇帝。这种刚正不阿的精神深受历代人民的敬仰与赞颂，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苏东坡与海瑞，这两位历史文化名人是海南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海南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当下，如何全面、系统地整理其文化遗产和典籍，深入剖析其思想内涵，精心打造与之相关的文化旅游产品，已然成为海南文旅发展的关键命题。此前，笔者建议，海南兴建一座苏东坡书园，不仅要囊括苏东坡在海南三年的生活轨迹、创作成果，还应将其过往的经历、作品等内容融入其中，全方位展示苏东坡的人生与思想。

　　杭州宋城的成功范例值得海南借鉴。杭州通过打造宋城，成功拉动了当地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近年来，海南文旅产业发展势头火热，海南应充分挖掘苏东坡与海瑞的文化价值，对这两位历史文化名人进行深度开发，打造具有海南特色、蕴含深厚文化底蕴的文旅项目。

　　海南的古籍中，《地方志》占据着重要地位。海南现存古籍版本年代久远，目前发现最早的是1521年刊行的《琼台志》，为宁波天一阁孤本。所谓孤本，即全国仅有这一本，其价值不可估量。它作为海南最早的一部古志，堪称海南历史文化的极致遗存。《琼台志》编纂所依据的全岛性地方志主要有以下四部：其一，佚名编撰、永乐十六年(1418年)刊行的永乐《琼州府志》(又称《永乐志》);其二，蔡微编撰、宣德六年(1431年)刊行的第三版《琼海方舆志》(又称《方舆志》);其三，刘预主撰、成化十四年(1478年)刊行的成化《琼州府志》(又称《成化志》或《刘志》);其四，王佐所撰、不早于弘治甲子(1504年)成书的五卷未刊本《琼台外记》(又称《外纪》)。这些志书皆弥足珍贵。

　　在地方志出版领域，海南出版社的贡献令人钦佩。该社出版的《海南地方志丛刊》，收集了78种地方志，达1500万字。此外，该社还从北京故宫图书馆复制了12部海南方志，其中包括康熙年间撰修的《儋州志》《文昌县志》《乐会县志》《昌化县志》，以及乾隆年间编修的《琼州府志》《琼山县志》《会同县志》《安定县志》《崖州志》，这些皆是海南早已散佚的地方志书，今重新复制，意义重大。

　　图书馆应高度重视地方志的保存与收集工作。以明清时期编撰的《海黎志》为例，其对明清海南地区海防和黎防相关事件记载详尽，其中涉及南中国海的内容，是研究南海边疆地理历史、少数民族历史的珍贵资料。地方志中大量的文献史料，能够有力证明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因此，对于地方志，我们务必做好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

　　如何整理浩如烟海的古籍

　　在古籍整理工作中，面对数量庞大、内容繁杂的古籍，有两种重要的整理方式，分别是影印和数字化。

　　一、影印。影印出版是古籍整理的重要形式之一。改革开放后，规模最大的影印出版项目当属《四库全书》。当时，相关单位将台湾故宫的藏本拿来进行影印，商务印书馆也参与其中，整个影印过程进展迅速，短短两三年便完成了印刷出版。在中华书局工作期间，我曾参与讨论，大家认为从某些角度看，《四库全书》不一定非要通过影印来出版。从保存古籍的层面分析，《四库全书》现存有三部半，成书距今仅200多年。纸寿千年，目前的宋刻本虽有部分破损，但都能通过修补妥善保存，加之当下的保存条件优越，实现了恒温保存，存放时间远不止千年。所以，从保存角度而言，《四库全书》影印的意义不大。而且从出版形态来看，影印出版的古籍，仅仅是印刷形式发生了改变，文本样态和内容都未变动，只是从一部纸介图书转变为另一部纸介图书，并未给被影印的古籍增添任何附加值。若单纯为保存古籍内容，将其转化为数字化文献，效果或许更佳。

　　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古逸丛书三编》绝大多数是宋代刻本，主要编选宋元旧刻中的珍本以及海内外孤本古籍，按照正编、续编的方式以线装形式影印，力求最大程度保持原书面貌，以便广泛流传。它既能为专业人员提供研究参考，也能让读者从中了解古籍装帧形式，以及宋元善本的形制、款式和书体等内容。这套丛书所选书目的底本，均经过国内目录版本学家严格审定，因此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版本价值。其中收录的南宋杭州刻本《忘忧清乐集》、南宋孤本《金石录》和国内仅存的宋绍兴残本《大唐六典》等，都是极具价值的珍贵古籍。

　　二、数字化。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古籍出版形态和阅读形态日益多元化，古籍数字出版已成为必然趋势。全国图书馆珍藏的古籍，应当由国家进行统一规划，分重点、分先后、分批次开展统一出版工作。这样做既能确保古籍数字化过程有条不紊地进行，又可防止在转化过程中因古籍使用不当而造成损坏，同时还能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避免对20万种古籍进行重复数字出版。

　　此外，数字出版还涉及纸介古籍和数字古籍的珍藏问题，这同样不容忽视。应妥善保存数字古籍，尤其是孤本，省级图书馆更应做好相关保存工作。

　　古籍整理工作的核心在于深化整理与出版，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应运用现代人的思维视角和研究方式，深入挖掘古籍的当代价值，让古籍服务于现实社会，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而，由于不同语体、语境以及历史时空的差异，让古籍为现实服务并非易事。因此，我们在进行古籍整理时，必须秉持足够的敬畏之心，切不可急功近利，盲目追求规模与速度。否则，不仅无法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反而可能出现误传误导的情况，对公众产生不良影响。此外，古籍本身质量参差不齐，精华与糟粕并存。所以，如何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成为古籍整理工作中的关键环节。

　　在古籍整理领域，中华书局组织点校出版“二十四史”的举措，为行业树立了极为优秀的典范。“二十四史”系统且权威地记录了我国历史，是浩如烟海的中华古籍的核心部分，拥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学术价值。

　　历史上，史书的修撰刊刻向来是国家大事。1958年，毛泽东主席指示开展点校“二十四史”的工作。1971年，周恩来总理作出批示，明确由顾颉刚先生负责“二十四史”的点校事宜。随后，中宣部、教育部正式向全国各重点大学，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杭州大学等发文，邀请古籍专家齐聚北京参与点校工作，这些专家分批前往北京开展点校。第一批参与点校的专家有郑天挺、刘节、唐长孺、王仲荦、罗继祖、王永兴等。此后，又陆续邀请了几批人员参与。启功先生参与点校“二十四史”时，相较于其他老先生，年纪较轻，属于晚辈。最终，点校本“二十四史”于1978年全部出版发行。

　　除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的编纂与出版同样意义非凡。中国历史上，有两部举足轻重的史书，一部是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另一部便是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1953年，毛泽东主席指示范文澜组织力量对《资治通鉴》进行点校工作，点校任务于1956年圆满完成，随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除了史书之外，中华书局还广泛组织全国专家学者对其他经典文献进行校对整理。其中，文学类有《全唐诗》《全宋词》，哲学类有《新编诸子集成》等。

　　此外，中华书局汇聚了一批国内外文史哲领域的名家，对古籍中的经典名著开展注释与翻译工作，如《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这套丛书中的诸多著作，已成为当今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中华书局出版、杨伯峻译注的《论语译注》，陈鼓应译注的《老子译注》，沈玉成先生翻译的《左传译注》等，这些书籍都在古籍整理领域树立了标杆。

　　如此高质量的古籍整理工作，对传播中国古籍与传统文化功莫大焉。正是这些精心编制的标点本、注释本、译文本，有力地推动了中华古籍在现代社会的广泛传播，充分彰显出古籍的现代价值。

　　(作者系中华书局原总经理兼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