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14期]刘跃进:传统文化经典的思想价值

来源:社科联  作者:整理:罗继东  时间:2017-11-03  浏览次数:340

传统文化经典的思想价值

主讲人: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学遗产》杂志主编

(讲座时间:201792日;2017年第28讲,总第307讲)

 

    传统的学问,以经学为基础,分为经史子集,涉及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全部领域,迄今至少已有三千年历史。就日常生活与文化交往而言,传统文化中依然有其可资借鉴的知识。譬如书信的写作,萧统《姑洗三月启》中有:“聊寄八行之书,代申千里之契”,钱锺书先生认为“旧称客套仪文之函札为八行书始见于此。”现代的年轻人已经很少知道所谓八行书的传统。钱锺书先生继续解释说:“后世信笺每纸印成八行,作书时以不留空行为敬,语意已尽,则摭扯浮词,俾能满幅。袁凯《海叟诗集》卷四《京师得家书》:‘江水一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历来传诵;‘一千里’自非确数,‘十五行’殆示别于虚文客套之两纸八行耳。”中国文人很重视信纸的行款、装饰,一些文人往往使用自己独有的信笺,如林琴南的山水笺、齐白石的花果笺等,刻工极精,赏心悦目。现在,信纸已不十分讲究,而客套的语言、恰如其分的表达,还是有用的。我们看钱锺书先生的书信手迹,即便用的是普通白纸,文字的布局也很讲究,从开头到结尾,娓娓道来,虽多套话,亦如行云流水,非常得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最有价值的部分,主要体现在思想层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中的家国情怀,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脊梁

每个人的生命体验都与家庭、家族、国家紧密相连。从家出发,个人、家庭、群体、国家乃至天下,一脉相承,共同支撑着我们的理想。这是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首先,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基于我们祖先对天的敬畏。天是最高的境界。天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从自然层面来说,日月运行,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有其亘古不变的运行规律。从社会层面来说,天就是老百姓,敬天就是敬畏百姓。《左传说》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尚书》多次强调知人安民的重要性。《荀子·王制》把君与民的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管子·四顺》也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天地间,民为贵,这是非常重要的民本思想。

从个体层面来说,人的一言一行也必须心中有天,以德昭示天下。《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种家国理论,以修身为起点,强调内心修养、个人行为的重要性,最终以经世济民为目标,因为一个人的好坏,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它关系到家族荣耀,关系到国家盛衰和天下兴亡。陆游说“位卑未敢忘忧国”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何做到修齐治平,《中庸》还有两句话特别重要,一是正心诚意,二是致知格物。心正,才能意诚。诚有天道、人道之别。天道的关键在于诚,而人道的终极目标则是对诚的追求。《周易》就强调君子当进德修业,修辞立诚。欧阳修《朋党论》也说,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道义、忠信、名节,都与诚有关。守道以诚,才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报国以诚,就能同心共济,坚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信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致知格物,即推诚于物,致意于实,就是强调实践的意义。明代大儒王守仁在《答顾东桥书》中就指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习近平同志指出:“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这符合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统一。

其次,中国人的家国情怀还体现出对国家统一的高度认同。《礼记·礼运》将远古历史的运行,分为“天下为公”“天下为家”两种形态。天下为公,是说天下乃天下人共有之天下,是谓大同。当历史进入到私有制社会以后,以血缘为纽带,天下为家,这是国家的雏形。如何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便成为核心问题。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强调指出,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对此,任何人都不能质疑。周秦汉唐,中国封建社会真正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富强,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基础。康乾盛世,尊奉中华始祖,修建历代帝王庙,强调“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在乾隆眼中,“中华统绪,不绝如线”这是“《春秋》大义”中最核心的观念,也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根本所系。在中华一统的前提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当中华民族危亡之日,正是彰显家国情怀之时。无数仁人志士舍小家顾大家,舍小爱成大爱,救亡图存,慷慨赴死。

第三,中国人的家国情怀还体现出对民族强盛的热切期盼。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都要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苟利社稷,生死以之。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鲁迅称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习近平同志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陈列时说:“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总之,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深深地植根于每个中国人内心世界的无疆大爱,是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文化密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生动力,值得我们永远珍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中的人文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

“人文”二字出自《周易·彖辞》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察”与“化”对举,则“化”是指变化。按照魏晋时期王弼的解释:“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文也。”特别强调了人文的独特作用。很多情况下,武力并不能解决的问题,往往要靠人文的智慧去化解。

中华人文精神的核心理念

首先,中华人文精神追求真、善、美的完整统一,注重事物的整体思考和万事万物的密切联系,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老子》强调事物法则的相互联系,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便与近代科学更多地关注“真”而忽略“善”,更多地关注现实而不计后果颇有不同。

其次,中华人文精神向来强调责任意识、奉献精神、合作理念,这与西方文化以利益为核心价值,强调天赋人权,崇尚个人主义,强调竞争法则有着本质区别。在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很多有识之士发现,东方文化可以将国家精神意志、民族文化理念内化成为个体的自觉,有助于消除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隔阂、对立,弥合国与国、族与族、家与家的分歧,具有化解矛盾危机、整合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

再次,中华人文精神向来重视善良的秉持、孝悌的恪守和礼义的遵从;向来鼓励勤勉、求实与创新;向来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向来尊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等。

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涵

    第一是处世方法: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重点在“和”字上。“和”文化可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图谱中最大的亮色,“和”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中庸中和”都是“和”文化的生动体现。“和”的理念是西周时期的思想家在礼乐文明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中庸》里有一句对“和”的经典叙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主张万物自身和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相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更是生动刻画了“和而不同”这一生活理念和处世方法。

从本质来看,“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讲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会通方法。“和同之辩”最早见于《论语·子路》中。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国语·郑语》记录史伯之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彼此相异的事物相互为“他”,“以他平他”就是要以不同事物的聚拢而达到一种内在的平衡,这种平衡即谓之“和”。儒家向来强调“和”的重要性。如《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何做到人和,《左传·隐公四年》说“臣闻以德和民”。汉代哲学家公孙弘主张:“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道家也明确表述了“和”的思想。《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知和曰常”、“和其尘,同其光”等观点都既涉及到自然之“和”,也讨论到“人化自然”中的生活理念之“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和”指涉的就是尊重多样性前提下有差别的同一,而“同”则指涉的是无差别的同一。进言之,如果仅是相同事物在量上的简单叠加,就是“同”,无法凝结出新事物;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贬抑的“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的“同”主张。

在历史上,求同存异与和而不同相互交织,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外交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例如在君臣关系的处理上,《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中记载了春秋时期晏子的主张:“所谓和者,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今据也甘君亦甘,所谓同也,安得为和。”晏子对“和而不同”的阐释也成为秦汉到隋唐时期处理君臣关系的金科玉律。基于这一理念和方法,古代中国很早就认识到与外部世界的实践交往要保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中国的农业文明一度成为亚州周边国家效仿的对象,唐宋、元明时期,中华文明甚至成为欧洲国家眼中理想化的文明模型和制度模式。美国精神领袖托马斯·潘恩、本杰明·富兰克林、哲学家伏尔泰、重农学派代表魁奈、莱布尼茨、卡尔·雅斯贝尔斯等都对中华文明“和”的精神给予极高的赞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还明确指出:“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因而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欧洲时指出,如果将中国比喻成一只狮子的话,那么中国无疑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所蕴含的当代治国道理是:无论是在对外交往还是对内交流中,当意见不一致时,不能简单以武力解决,而是要鼓励形成相互对话、相互吸收、相互提高的和谐处事风气。我们的先人很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对国家而言,中国要始终秉承“对话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在全新的历史坐标中,重新建构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为邦交理念和处世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秩序。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是处理党内、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万隆会议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化方针、“一带一路”重大倡议都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理念和方法的当代显现和创新发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倡导者,我们党更是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不断借鉴和完善发展这一原则和方法,最广范围、最大程度上地团结各种思想、凝聚价值共识、创造建设合力,维护和平的发展环境,同时也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

第二是教化思想: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文化精神对民族精神的提升,久久为功。五千年泱泱大国,中华文化以其独特的文明进程和文化体系屹立于世。众多的文化、文艺作品类型,如甲骨文、天文历法、水墨山水、诗词歌赋、元曲杂剧都表征了中国的独特文化基因。古代中国人历来重视文化对自我和社会的教化传道功能。将道德教育与文化教育结合在一起,便产生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富而教民、民富亦教”的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

文是“道”的载体。文,本义是色彩交错,故《周易系辞》说:“物相杂,故曰文”。从这个意义上,文与“纹”字相通,指纹络、纹饰。由纹饰转化象形文字,便与思想文化相关联,“文化”一词由此而生。刘向《说苑·指武》曰:“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由仪》:“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辑,和也。悠,远也。李善注:“言以文化辑和于内,用武德加于外远也。”由此可见,“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指的是与外在的“武功”相对应的内在治理方法,是“以文教化”的意思。文化的“化”字,也就是在精神层面给人以教育、感化和引导。而文化教育的载体和目标就是诸子百家学说中的“道”。柳宗元《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就说过:“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言以明道,形诸文字,便成载道工具。宋理学家周敦颐《通书·文辞》:“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朱熹也认为:“道之显者谓之文”,“文所以载道,犹车所以载物。”文化是“道”之显,道是文化之魂。

“道”是文的精髓。儒、墨、道、法等思想流派都把“道”视为最高境界,其学说体系中也都深埋着对“道”的独特见解。《周易》中将“道”分为“天地人”三才;孔子一生将“礼乐”、“忠孝”视为通达君子品格之道;道家崇尚的“道”指的是“自然”、“无为”之道;法家标榜的道是“法、术、势”的治世之道。可以说,所有学说体系、文化样式的终极指向都是“于道为最高”(《汉书·艺文志》)。“道”的原意是道路,如《诗·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后来“道”又被逐渐引申为达到某种目标的方法和途径,再继续发展为政治领域的“人道”、“天道”、“治道”。道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着世界本体和运行的规律。在中华文化语境中,可以将其理解为道德、道理、真理,即“道”是“文”的精髓和终极目标。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老子也视“道”为“众妙之门”、“万物之宗”韩非子将“道”理解为“万物之所然”。可见,道有三层意蕴。在表层上,“道”有道路的意思;在中层上,“道”有伦理道德和追求的意思;而在更深层次,“道”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和这种规律所隐含的世界观。其实,当下的“中国道路”大体上也可以从这三个层次加以阐释。表层上,中国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延续历史血脉的道路前行;中层上,中国道路追求的是实现人的自由——人对自我本质的全面占有;深层上,中国道路始终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性遵循。

其实,任何文化承载的都是一种价值理念,这也是当今世界所有文化之“道”。西方世界建立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之“道”,与之相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是集体主义,是“天下为公”的“大道之行”。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国而忘家”和“公而忘私”的爱国主义情怀。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只有把爱国主义上升为“道”的层面,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一来到中国就得到了认同,并且茁壮的成长起来,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究其根本,就是因为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契合,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这两种文化体系紧密的融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当代中国所倡导的文化内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古代中国,道与德密切相关。所以《老子》一书,又叫《道德经》。文以载道,对于“文”中所展现的作者之“德”,也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此,必须加以指出和批判的是,当下功利性追求日益泛滥的社会中,将“道”完全等同于市场价值的生存哲学大行其道,“文不载道”的文艺作品在网络空间泛滥,以致将人类追求的“道”庸俗化,此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完全悖逆,与当今中国之主流价值观更是大相径庭,必须引起重视。

第三是美学追求:形神兼备、情景交融“天人和一”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哲学起点。与西方世界将自然界视为自身之外的认识对象不同的是,中国人一直将自然界与自身视为一体。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认识自然也就是认识自己的内心。古代中国人并不追求西方那种“超道德”的“大全”、“上帝”,却将道德的和人生的哲学视为“终极关怀”,而这种关怀往往又是通过审美来实现的。在美学追求方面,中国人始终将内在与外在、形式与内容、景象与情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具有明确辨识度的中华美学精神和美学追求。

儒家学说很早就把“尽善尽美”作为一种审美评价标准。《论语·八佾》中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在孔子的审美判断中,艺术必须既“尽善”又“尽美”,才能引起人愉悦的审美体验。在孔子以善为核心的美学体系构架中,善无疑所指向的是内容的和精神的,而美则是感官的和形式的。也就是说,尽美指的是形式,尽善指的是内容。所以“尽善尽美”实际上指的就是形神兼备,指的是外在形式和内在状态的统一。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在表达自己对他人的审美判断时也说:“形象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象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道家也有相类似的美学主张。在老子的美学思想体系中,“道”是哲学的最高范畴,而“美”含蕴在“道”里又具体生动地表现着“道”。“道”既是可观感的具体实像,又是玄之又玄、不可言说的超越性境界,是“众妙之门”。因而,道家的“道”是实与虚、情与理、有限与无限、外形与精神想结合的统一体,这恰恰表明了道家的审美情趣。

 情景交融则是另一个典型的中华美学问题,反映的是中华美学所追求的一种境界。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词一旦有了境界就会“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境界并不单指涉景物,更指人喜怒哀乐的感情,“景物”与“情意”都应蕴含在“境界”之中。“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并非王国维先生的独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历来有之。这种审美判断早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初现端倪。钟嵘的《诗品序》中就提及“穷情写物”的“情景交融”思想。明朝后七子的谢榛在《四溟诗话》论及:“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李渔亦云:“作词之料,不过情景二字。非对眼前写景,即据心上说情。说得情出,写得景明,即是好词。”而王夫之在《聊斋诗话》中讲得更为真切:“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景中生情、情中生景”,“情景一合、自得妙语”,在他看来,缺少了“情”的“景”是“虚景”,缺少了“景”的“情”是“虚情”。但是情景交融并非通过施加外力达成,而是要自然地内在地相互融入,“人心”与“造化”相统一,感性直观与理性判断相统一,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主客观相统一。在实际运用上,情景交融的起点是“触物起情”,随后以超功利态度的审美对既有的体验进行再次体验,与审美主体进行再次的碰撞和交流。由此而形成的“心物交感”才是审美感兴,才能导至审美意象和审美意境的生成。

在形与神、情与景的一致性上,中西哲学也有相似之处。近代西方哲学也讲在场与不在场、显现和隐蔽,认为不在场是在场、隐蔽是显现的原因。譬如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言:“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其实讲的就是此种辩证关系。中国古典诗词的独特审美蕴含就是从“字词”的(在场)事物联想到“字词之外”的(不在场)事物,令人“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又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诗的清晰景物描述,可谓活灵活现。此乃诗之“秀”。但是仅仅看到流动的画面,还不足以体验诗的审美意境。诗中要展现的正是在困境中挺立、泰然自若不为环境所溺的高标人物性格。这就是中华诗词独特的审美表达,从显现的事物去想象到隐蔽的事物,从而拓宽、加深人们对事物的本原认知,更为深入的挖掘事物的本质。

第四是生活理念:俭约自守、中和泰和。勤俭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左传》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李商隐《咏史》提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墨子》中强调:“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资治通鉴》认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这些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在当今消费主义盛行、物欲横流、对自然索取无度的世界潮流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活理念弥足珍贵。

《说文解字》给“俭”的定义是:俭,约也。俭本来的意思就是自我约束,不放肆放纵。众所周知,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完满的君子品格。在儒家文化中,孔子就将“俭”作为评判君子的重要标准。《论语·学而》中,孔子的弟子子禽与子贡在论及孔子的处事方式时,子贡就认为夫子“温、良、恭、俭、让”。孔子本人也认为,在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生存条件得到满足时,不应该过多索求物质,应该转向精神领域:“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雍也》中记载在评价弟子时,孔子认为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老子将“俭”奉为三宝之一:“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人先。”由此可见,在道家的生活理念中,俭不仅具有节俭的意思,还具有简易、简化的意思。因而,道家的哲学体系中强调“无为”、“道法自然”,追求“自然”的美好原初品质。老子用“大音希生”、“大象无形”、“大成若缺”、“大巧若拙”等表达了对人工雕饰、人为造作、人力装点的反感,认为只有浑然天成、巧夺天工以至返璞归真,才是生活中最美的存在,在生活中就要相应地表现为“简易”、“俭约”、“节省”。要简化处世,理性对待各种社会关系,道家倡导“大道至简”正是这个意思。在社会生活中,儒家和道家希望有“和谐”“安泰”的政治稳定局面。同时,也对统治者提出节俭的要求,让百姓能有基本的生存空间。

中和的概念是在《礼记》中明确提出的。《中庸》记载:“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大本,“和”是达道,二者相互统一。泰和本指天地间的自然冲和之气,亦有太平之意。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认为:“德莫大于和”、“中者,天下之所终始也;和者,而天地之所生成也。”他不仅认为和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而且将时与空、中与和连结起来,阐明了“中和”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由之可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中和泰和指的也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和谐共处、互相助益的生活理念。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总结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就集中表达了人们对“大同”社会、“天下为公”、中和中泰的和平生活状态的向往。

中华人文精神内函丰富,意蕴深刻,凝聚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生存经验、生活智慧,包含着中华民族最强大的精神基因,是滋养中华儿女骨气、志气和底气的精神源泉。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一遇的深刻变革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解决这些时代难题,中华人文精神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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