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9期]李庆新:南海海洋考古发现及其多样化价值

来源:社科联  作者: 整理:吴秋花  时间:2017-11-03  浏览次数:314

南海海洋考古发现及其多样化价值

 

主讲人:李庆新(广东省社科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二级研究员

(讲座时间:2017520日,2017年第10讲,总第289讲)

 

    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学科发展与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南海海域及周边地区掘了珍贵的海洋文明遗迹遗物和沉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受到关注,得到相应的保护、研究和利用,极大地丰富了南海历史文化内涵

    番禺、俄厄等港口遗址考古所见南海早期海洋文明

    秦汉已降,从华南到中南半岛、暹罗湾、爪哇海海域越来越密切的海洋贸易、人口迁移、文化交流,逐步构成一个经济联系密切的国际性海洋贸易圈。法国学者丹尼斯·龙巴尔说:“中国华南地区和环南中国海地区,由于世代的贸易网络和文化交流而密不可分,构成一个可以和布罗代尔讨论的地中海一样的整体。”

秦末汉初,赵佗在濒临南海的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都城番禺(今广州)。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州地区发掘了南越文王墓、南越国宫殿遗址、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城市港口、聚落与墓葬遗址,出土不少与南海交通、海上贸易相关的珍贵遗物。如文王墓主棺椁“足厢”的银盒,造型与纹饰风格与波斯帝国薛西斯王(前485-前465年)金钵刻铭、阿塔薛西斯王(前465-前424年)银盘刻铭类似。陵墓还出土镂孔熏炉、象牙、乳香、圆形银盒金花泡饰、非洲原支大象牙南越国宫殿遗址发现有多处大型石构建筑遗址,说明番禺在城市建筑上与西亚、印度文明存在某种联系。

结合汉代文献记载与其他考古发现,可以发现番禺不仅是岭南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南海北岸著名的商业都会和舶来品集散地,汉代以后长期发挥着中外交流、南海贸易核心区的作用,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南越国时期及汉代番禺都会考古发现,年代之久远,文化遗存之丰厚,遗址规模之宏大,蕴含历史信息之丰富,均为同一时期国内乃至东亚地区海港城市考古所仅见,是早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考古发掘的独特案例,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东南亚大陆地区,处在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古国之间,也是东亚与南亚海上交通的要冲之地,历史发展受印度古文明和中华文化影响。我国学者苏继廎先生说:“扶南地位之重要,似全藉其对金邻大湾航运之控制。”大约在公元1世纪,扶南开始控制湄公河三角洲,从3世纪起,这个国家经济有了相当的发展,并且控制了马来半岛峡地的一些小国,控扼中国通往印度和中东的海上通道的必经之路,地位越加重要

1944年,法国远东学院刘易斯·马尔勒雷在越南南部湄公河支流巴萨克河与暹罗湾之间的平原上的俄厄发现了一座年代大约在公元2—3世纪、“印度化”时代的海港城市遗址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有种类繁多的器物,有金质的、锡制的、半宝石和陶瓷制作的成套或零散的首饰;还有中国汉代的铜镜、印度的珠宝、具有印度犍陀罗风格的佛教造像和数枚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罗马和波斯钱币。

俄厄海港遗址是灿烂的扶南国印度化时代的代表,也是东南亚大陆-暹罗湾海洋文明遗存的典型。可以认为,在公元后几个世纪里,暹罗湾是南海西南一个国际贸易频繁、海洋文明积淀深厚的区域,中心海港就在俄厄,它不仅是东亚、印度洋海上交通贸易的重要中转港,而且是中国与印度两大古国文明在东南亚地区海陆交汇的一个支点    

南海沉船考古所展示的海上丝路与海洋社会生活

    20世纪80年代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南海海域进行多次沉船打捞与调查工作,发现7世纪以后中外沉船数十艘,显示东亚水下考古日益走上科学化轨道,并进入国际前沿水平。日本水下考古专家田边昭三指出:东亚各国共同致力于水下考古学科学研究,这一海域将成为不亚于地中海及墨西哥湾的水下考古学的又一处圣地”。

    在以船体实物与出水遗物为主的海洋沉船考古发现中,每一件遗物都蕴涵着历史时期各国的文明内涵。一艘放洋的海船就是一个流动的海上社会,船上的人群组合,是结构性的,也是功能性的,体现了航海生活的社会分工,构建出有别于陆地的海洋社会。所以,南海沉船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发现沉船装载的稀世珍宝本身,还在于蕴藏着超乎想象的历史信息和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对了解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史、从事南海贸易与海上生计的涉海人群的社会经济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黑石号沉船这是迄今为止南海水下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古代沉船。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一黑色大礁岩附近发现一艘古沉船,名为“Batu Hitam”,中文译为黑石号沉船(又称勿里洞沉船)。沉船出水一件长沙窑碗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字样,即公元826年,说明该船年代为9世纪上半叶。沉船打捞上来的文物6万包括珍贵的金属制品,如10件金器、24件银器、18块刻字且之前没记录过的银锭和30块铜镜,以及一系列其它制品——成套的铜、铁和铅器,还有2件玻璃瓶,1件漆盘,1个墨盒,墨和香料等陶瓷制品最多,有67000多件,中国陶瓷98%包括长沙窑、越窑、邢窑、巩县窑和广东窑瓷器 

    经考证,确认黑石号沉船是一艘阿拉伯督造的三桅船从扬州启航,经广州返回西亚,在勿里洞海域沉没。船上大量来自唐朝内陆地区生产的瓷器是西亚客商订制的外销,表明9世纪是中国外销瓷业商业化的关键时期,国际市场的力量与海洋贸易网络,把中国沿海乃至内陆地区一些经济部门也卷进东西方海洋贸易体系,在生产、运输、销售等领域与遥远的阿拉伯世界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经济联系,对研究中唐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变迁、海上丝绸之路与东西方交流有重要价值。

    印坦沉船1997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以北150公里印坦海域发现,为10世纪东南亚籍海船,相信是一艘从南汉国兴王府贸易归航的商船(也有可能是运送使节的官船。据普林斯顿大学杜希德教授、剑桥大学思鉴教授介绍,沉船运载物包括:少量的金饰、铜块、锡块、青铜器、铅块、玻璃,其他如香脂、香材、坚果、象牙等,少数动物和人类骨头。最值得注意的是如下三类:银锭(共97枚,每枚重约50两,总共接近5000两)、“乾亨通宝”铅钱、陶瓷(有中国定窑、繁昌窑、越窑、广窑及东南亚产品)。

    印坦沉船考古发现,为南汉海外交通提供宝贵的实物资料,也证明了10世纪前后中国东南沿海各地区都重视对外关系和海外贸易,并与东南亚国家有密切贸易往来

    “南海I号”宋代沉船1987年在广东台山川山群岛海域调查发现,2007年完整出水,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大的宋代“福船”。截止2016年1月5日,总共出土文物14000余件套,标本2575件,凝结物55吨,其中瓷器13000余件套,金器151件套,银器124件套,铜器170件,锡铅器53件,铁器11件,竹器13件,木器46件,漆器28件,石器25件,铜钱约17000枚,以及大量动植物标本、船木等。估计整船文物可能达到60000至80000件。

    从目前发现的沉船遗物看,器主要是当时南方著名窑口的产品,大部分源自江西、福建和浙江三省。其中以江西景德镇青白瓷,福建德化窑白瓷、青白瓷,磁灶窑酱釉、绿釉瓷,闽南青釉,以及浙江龙泉系青釉瓷为主。一些“喇叭口”大瓷碗,其式样在国内从未发现过,却与阿拉伯人常用的“手抓饭”饭碗类似。还有一些陶瓷首饰盒等物品,式样、造型及风格都与国内同类物品风格迥异,显然是为国外客户专门制作的。船内装载了大量的铁条、铁锭、铁锅等金属加工半成品,并形成了体量巨大的凝结物。金银铜锡和漆木器等其他发现也非常重要,金页、银铤上多有店铺名称、重量、地名等戳记。根据出土铜钱、金页银铤铭文和瓷器特征判断,该沉船年代应属于南宋中晚期 (13世纪中早期)。

    南海I沉船考古是中国海洋考古的里程碑,大大推动中国水下考古事业海上丝绸之路研究2009年,一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海陵岛落成

    华光礁I号沉船1998-1999年,海南省和国家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联合开展西沙群岛水下文物遗存抢救发掘工作。华光礁I号沉船位于华光礁礁盘西北边沿,发现时遗址已有明显的人为破坏迹象,散落的遗物主要为刻划青花、青白瓷,分布呈东南-西北走向,范围长38米,最宽处约21米。经过试掘,沉船出水陶瓷器、铜镜残片、船板等等遗物850余件。出水瓷器包括碗、碟、瓶、盘、壶、罐、瓮、粉盒等,大多来自南宋晚期福建德化窑、南安窑、晋江磁灶窑及江西景德镇窑等民间窑厂。在遗址中部,发掘出两件铁质凝结物,长约2米,高1米,凝结物中为长0.35-0.5米的“U”形铁条,用竹篾捆扎,这些船货码放有序,下面叠压着成摞的青瓷碗和其他瓷器。唐宋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期,华光礁I号沉船与南海I号沉船一样,呈现了“东方大航海时代”南海交通与中外商品交流的盛况。

潘达南沉船1993年6月菲律宾拉望主岛南端与潘达南岛之间海域发现,1995年2月发掘,同年5月底结束。从沉船上采集的瓷器样本显示,年代属于1415世纪(中国元末明初)。最令人关注的是木船相对保存完好以及来自越南、泰国和中国的陶瓷等货物,还有一些金属制品,如铁锅、铜锣、磅秤和一些中国钱币一些硬陶瓮里面发现了数千粒玻璃珠,这装运方式为了解古船装载玻璃珠这种特殊物品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证据     

这艘沉船最初被认定是一艘中国帆船,但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潘达南沉船是一艘在菲律宾进行贸易的东南亚货船,可能从越南中部港口航至大陆东南亚的南部半岛,在此装上泰国的货物接着向马六甲进发,而后到婆罗洲,最后朝菲律宾驶去,进入巴拉望最南可能因为触礁,在潘达南岛东北海域沉没。因此它就成为了解东南亚船只的一个绝佳实物标本,也为探讨东南亚各国之间贸易往来提供难得的文物资料

    金瓯沉船上世纪90年代,越南考古工作者在中南部海域多次进行沉船勘探与发掘,发现5艘年代从15世纪到18世纪的沉船及大批珍贵遗物:广南省峴港附近的占婆岛沉船(15世纪)、巴地--头顿省Hon Cau岛沉船(1690)、金瓯省海域沉船(1723-1735)、建江省海域沉船(15世纪)和平顺省藩切沉船(17世纪)。

    金欧沉船发现于1998年夏,是一艘从中国广州开出的商船,运载中国商货,可能是中国船,也可能是欧洲船。根据船只和货品有火烧痕迹以及物品中木箱、铜锁被损坏迹象分析,船沉原因可能是遭到海盗攻击所致。多件瓷器底部印有“雍正年制”或“大清雍正年制”字样,可以确定这艘商船在雍正年间(1723—1735)出海,航行到金瓯角南面海域时沉没。发现各种遗物130000件,其中中国陶瓷最多,有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和广东广州。有瓷器底部有“裴溪若深珍藏”“若深珍藏”“祖唐居”“梁齐号”等字样。还有386块锌条,每块重15—18公斤,既是外运商货,也可用以压舱。另外还有“康熙通宝”钱币、衣物、船骨、金属制品(如发夹、铜锁、铜盘、铜盒)、石质印章、辟邪、砚等。

    中国帆船在清前期广州与东南亚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金瓯沉船打捞出4枚石质印章,其中一方文字为“潘廷采印”,另有两方为“□潘”,还有一方为“孙畴”可能是直接经营贸易的广州船主或商人,也可能是受雇于广州行商或西方商人经营运输的船主清前广州贸易商人研究提供了有益的个案和线索,探讨康熙开海以后至“一口通商”之前中国与东南亚贸易提供宝贵的实物资料。

    兄弟公信仰、“更路簿”:海南涉海人群创造的珍贵“非遗”

    海南孤悬海外,岛内汉、黎、苗等民族杂居,生活着各色各样倚海为生的涉海人群各民族拥有各自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宗教文化、民间信俗也具有多元色彩。在日常生活与生产活动中,涉海民众面对变化莫测、非人力所能控制的海洋世界,萌发出一种朴素的超自然的宗教观念,崇拜海洋神明,构成大大小小的民间海神(水神)系谱和信仰体系。史书记载,本岛各种神灵名目繁多,数不胜数,海洋神灵占有很重要地位,包括土地公、海龙王、海神娘娘、天后(妈祖)、水尾圣娘(又称南天夫人)、冼太夫人、木头公、兄弟公(又称一百零八兄弟公、昭应公)、峻灵王等等,有些为本产生,有些为外地传入,兄弟公则是土生土长的本岛海洋神灵。

    明清时期,航海人群在西沙群岛海域七洲洋鬼哭滩”一带,通过祭祀孤魂、海厉等形式,祭祀神灵,表达对海洋的敬畏,该海域成为古代东亚海洋信仰的重要祭祀空间。后来,祭祀内容与形式因混杂入佛教、道教普渡“无祀鬼神”的盂兰之会而发生变化,复《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侠义英雄故事影响,摄入清末在越南遇难琼商显灵神化的传说,原先祭“山水二类五牲孤魂”与“一百零八兄弟公”崇拜合流演化成二合一的复合型海神信仰,为他处所未见。此信仰除了在海南本岛流行南海诸岛亦有流布,建立起众多的兄弟庙、孤魂庙,至今仍香火鼎盛,备受涉海人群崇奉。随着海南人远走海外他乡,兄弟公信仰传播到东南亚,成为具有跨国色彩的海洋信仰,在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南亚华侨信仰占有一席地位。

    海南本岛兄弟公信仰崇尚人群主体是渔民,部分涉海商众,在信仰功能上以渔为重,兼顾商,具有航海保护功能、闯荡海洋神性,也带有草莽英雄的江湖本色,可以定位为地方海神。海外琼侨社群聚居异域,商贸农工,崇拜家乡神灵,更多是从维护乡谊、逐利谋生、求发展、保平安等方面体现族群诉求,扮演地方保护神的角色,因而褪去了航海保护神的主体功能和侠义英雄色彩,更多情况下属于兼具海洋性的陆地神灵,另外,在崇拜形式上主神舍去了“山水二类五牲孤魂”,只保留昭应公即“一百零八兄弟公”,与海南本岛信仰有较大差别。较之关帝、观音、天后、水尾圣娘等拥有人多势众优势的华族大神信仰,东南亚国家的兄弟公崇拜属于海南人的小众信仰。在琼侨社群信仰中,多数情况下也只能忝列上述大神之后座,担当配角。论其影响及传播空间,自然亦略为逊色。

    清时期东南沿海的船民行舟致远,编制一些简单而实用的海道针经,记录海上航的方向、远近、风候、海流、潮汐、航海水道、沙线、沉礁、泥底、海底、海水深浅等等内容,成为沿海社会特有的珍贵民间文献。如原藏于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的《两种海道针经》(《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记录16至18世纪中国江、浙、闽、粤、台等沿海地区与东西洋海上航路情况,还有《鍼谱》(《日本一鉴》)、《罗经针簿》(《指南正法》)等等,亦属此类

    南海为海南渔民的母亲海,舟师船户也使用类似的航海指南,被称为“水路簿”“更路簿”。乾隆癸未年(1763)六月厦门人倪邦良,调任定阳,在海口港待渡徐闻海安,偶然看到了一张舟师所用《流水簿》,加以整理绘图,这《流水簿》,即是海南人航海针路之一种。1974、1975年,广东省博物馆、海南行政区文化局在文昌、琼海等县,收集到多种清中后期民间流传的《更路簿》,收藏在广东省博物馆。据当年的整理记录,《更路簿》由八篇文章组成,第一篇《立东海更路》、第二篇《立北海各线更路相对》、第三篇《驶船更路定例》、第六篇《自新州去西寺更度》、第七篇《自星洲去吧里更路》,第四、五、八篇无标题,内容大同小异,文字简明扼要,文辞不加修饰,主要着力于它的航海使用价值,与一般文人著述完全不同,应该是在积累了大量航海经验素材基础上收集整理而成。经过不断的辗转传抄,当然也出现不少错误。

作为一种世代相传的实用性民间文献,《更路簿》记录了海上岛域资源、航程方向与距离、四季天气、风向、雨水、潮汐、海流、深浅,海上各处岛域、沙洲、浅滩、水道均起了名字学者统计,目前海南发现存世《更路簿》32种周伟民、唐玲玲著《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录了清代、民国时期海南“更路簿”28种,陈佳荣、朱鉴秋执行主编《海路针经》录了20种左右,并加以点校,是目前国内最新的《更路簿》整理成果。

《更路簿》真实记录以海南为主体的传统南海渔民社会的历史实况,凝结了涉海人群航海知识、航海技术与航海智慧之结晶,也构成近世东亚航海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海南本岛和南海历史文化有很高价值,近年学界高度关注,并提出建构“更路簿学”之设想。同时,《更路簿》对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东亚海洋文明、海域交流历史,也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资源,应该放长眼光,扩大视野,长远规划,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推进“国际更路簿学”研究。

    南海海洋文化遗产的多方面价值

南海沿岸各省区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其各自的地理、区位、历史和传统因素,长期处在中国海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涉海民众在开发海洋、利用海洋的实践中,创造了海洋文明诸多奇迹,遗存下大量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值得珍重、保护和发掘利用。

当前国家和沿海省区皆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注重海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大力发掘海洋文化遗产与文化精神,用世界眼光、现代理念、时代精神进行重塑与创新,使之成为提高全民海洋意识,构筑新时期海洋文化发展的重要资源,提升海洋区域文化软实力,推动海洋区域在生态保护、资源合理利用、经济开发、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整体协调发展。海洋文化遗产具有多样化重要价值,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申遗、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建设也是国际合作、共同担当、共享共赢的共建活动。海上丝绸之路是传统中国与海外交往的贸易之路,也是中外文化交流与友好交往之路,海丝文化遗产也是沿线国家共享的文化遗产。应该高度重视南海海丝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以全局眼光、战略眼光,有针对性、前瞻性地开展相关问题研究与保育工作,加强海丝沿线国家与地区的海丝文化遗产的合作研究,弘扬海丝精神,增进文化交流、文化互信与价值认同,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文化与 “一带一路”建设大局服务

二是在海洋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上,建设现代海洋生态文明是制高点。需要从培养国民海洋意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发展海洋经济等重大领域互相结合又互相适应的高度,树立海洋“自然-人文-经济”协同开发、传承海洋文明、和谐发展新观念,珍视南海海洋生态环境,厚待海洋人文资源,把海洋人文资源保护纳入区域海洋发展战略之中,为沿海区域社会治理与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内生资源与生生不息的内源力量,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三是海洋文化遗产是可以转化为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特种人文资源。在南海整体发展战略中,海洋文化资源为开发海洋旅游、发展海洋文化产业增添可资开发的文化资本。将“海洋文化、创意科技、人文关怀”融为一体,促进文化遗产的深层次开发,开发面向国际市场、体现南海自然与人文特色的海洋文化产业,大力发展国际海洋旅游产业,必将大大提升沿海地区综合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成为南海沿岸地区海洋经济发展与海域开发的增长点

四是南海海洋文化遗产类型多样,得天独厚,在国内海域堪称首屈一指,为海洋历史学、海洋考古学、海洋社会学、海洋经济学等海洋人文学科建设提供有价值的科研实验场与学术资源,对推进我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新学科、新理论、新体系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 【关闭】